学问讲了之后，人才能明白；“人明白了，才能做到诚”。如果做不到诚，那就是不明白。《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1. 讲学，是发明本心，让人真实地把握自己。孩提都知道依恋父母，这是人的本性。后来，人执迷不悟，通过讲学，可以让人找到赤子之心，让人体会到孩提时父慈子孝的感受。这时候，你不让人行孝，人也要行孝。这个行孝是极为真诚的，这就是明则诚矣。

2. 如果我知道要行孝，但是我行孝的时候始终觉得窒碍，觉得不能表里如一。我行孝是刻意为之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发自我的诚心的，这就说明我还没有真的“明”。真的“明”了，那么人心就仿佛回到孩提时候，那种与父母的亲密、对父母的信赖是沛然莫之能御的。所以心斋先生说：“若不诚，只是不明。”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大孝之人，一辈子爱慕父母，五十岁还爱慕父母的，我在大舜身上看到了。大舜终身不失去赤子之心，其爱慕父母，是诚心所发、自然而然的。

3. 《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人如果由天生的本性而行，依赤子之心而行，人生会活得很明白，这就是“性”；如果通过讲学而明白，进而言行合于道义并且完全真诚，这就是“教”。无论是由本性而达到的诚明，还是由讲学而达到的诚明，其结果都是一致的，即：人合于本性地、毫无遮掩地展开其生命。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①

能容得下天下的人，然后才能教得了天下的人。《周易·蒙卦》讲：“包含蒙昧之人，这是吉兆。”《周易·蒙卦》九二爻：“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1. 我们与世人并立在天地之间，有一些人看不到人生的真相，找不到生命的正道，所以活得非常痛苦。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可悲可悯的。梁漱溟先生说过，人有“机械性”，人由于其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就仿佛是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人作恶有其不由自主的一面，这是非常可悲的。体认到人的这种机械性后，我们便会对世人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越是深陷于恶，我们越是想拉他一把。如果我们持这样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对他来说都是善意的，我们会增加他对善的信心、减低他对恶的“机械性”的依赖。这样教人，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全是仁心。

2. 我们起心动念一旦不由仁爱，而由私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服一个人了。我们必是要如同“去除自己身上的毛病”一般去教别人去“去除身上的毛病”，才能真正教会一个人。我教一个人，这就意味着我和你一起变好，我和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和你的差别不是一个好、一个不好，只是一个先变好，一个后变好。

弟子学不好，那是老师的功夫还有欠缺。教一个人，不能是一副“我自己在岸上稳稳站着，把你从水里捞出来”的样子。这副样子绝对无法教好一个人。

3. 包蒙，包涵天下需要教化之人，这不是居高临下的一种“我不和你计较”，而是与他在“同舟共济”的关系下的一种宽和的态度。这个包容，不是忍耐、不发火，而是带着巨大的仁爱心与耐心去帮助别人，“诲人不倦”，“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我与天下人不是面对面的，而是面朝一个方向。全世界都往一个方向前进。这是《礼记》中所说的：“欲民之有一也。”希望人民有同一个去向（去向至善）。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都是通向至善道路上的同路人。

心斋先生的弟子王一庵先生说：“古人好善恶恶，皆在自己身上做功夫；今人好善恶恶，皆在人身上作障碍。”古人好善恶恶，是天下人一同远离恶、去往善。现在人好善恶恶，则是相互指责，而不知道自反，于是彼此隔膜。原本是至善路上的同行者，而今却成了彼此障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