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守问题上，《李卫公问对》提出了这样一些思想：.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这里明确说明，防御也是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这是因为，攻守是处于敌我双方之中的，“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它认为不能把攻守分割开来，“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则不仅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分割为两种不同的目的性，这就违背了“同归乎胜”的原则。.对《孙子》中“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作了新的解释。曹操曾对此有过解释，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他主要是从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解释攻、守关系。《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书中认为《孙子》这句话的正确意思是说：“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这里从敌方的情况来说明攻守问题，也就是说，当“敌未可用”，即使我“力有余”，也不应攻，而应守；如“敌可胜”，即使我“力不足”，也应攻而不可守。．强调攻防的转化。这一思想，《李卫公问对》是通过对主、客这一对概念的论述而体现的。所谓“主”，即指自己防御的一方；“客”，即指主动进攻的一方。它提出：“变客为主，变主为客”，即变进攻为防御，变防御为进攻的思想。

除此而外，《李卫公问对》在治军思想和作战指导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卫公兵法》现存者为清人汪宗沂的辑本，分上、中、下三卷，主要是论述李靖的军事思想，其内容有：

.“兵无备则不应卒”。《卫公兵法》极为重视战前的准备。文中曰：“若兵无备则不应卒，卒不应则失于机，失于机则后于事，后于事则不制胜，而军覆矣”。并进一步指出，对战前的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即“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当战争发生时，便会犹豫不决，“及临机对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籍，何异趋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陷狼虎者乎”？其次，要做好军队的建设工作，“简练士卒，申明号令”，并做好应敌突袭的准备：“浚沟堑以防之，指山川以导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之教之”，“如此则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

.“料敌制胜”，“明听其实”。“料敌”之说原出于《吴子》，《卫公兵法》对其作了进一步说明，即：“所谓料敌者何？对曰：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怎样才能真正达到对敌情的认识呢？《卫公兵法》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这就是要在多方面“料敌”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思考，透过现象，达到对敌情的详实掌握。还说：“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用，不得逆诈自听”。

.“战贵其速”和“与之持久”。与单纯讲求“兵之情主速”不同，《卫公兵法》认为在作战中是速战速决还是持久作战，都不是无条件的。它说：“或曰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戍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才全而至力，定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这就是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速而犯之”，而应“与之持久”，待敌我强弱之势发生变化以后再力求歼灭敌人，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从总体上说，《卫公兵法》同《李卫公问对》相比，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及后者，但在“料敌”、快速和持久等问题上的论述，却颇有独到之处。所以，汪宗沂说：“读者勿以其非定书不加讨究”，应该说它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太白阴经》亦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旧题李筌撰，全书卷百余篇，是唐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四库全书提要》把它同《李靖兵法》相题并论，说“此书与李靖之书无异”。该书内容较为广泛，李筌自己也曾说：“《太白阴经》者记行师用兵之事也，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

.“勇怯在乎法”的治军思想。《太白阴经》极为重视军队在战斗中的作用，它指出：“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就是说坚强有力的军队是进行军事谋略和权变战术的现实基础。如何治军呢？它突出强调一个“法”字，即以法治军。在它看来，人的勇怯不是由天性所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最根本的是由“法”所决定的。它说：“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焉”？在这里，李筌通过批判先天的人性勇怯论，说明了法在“移人之性，变人之心”中的作用，为他以法治军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