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做事有时非常荒唐，但总体上不算是昏君，还是能听得进良言相劝的，这就给了晏婴更大的政治舞台。事实证明，齐景公拥有晏婴，是他和齐国的莫大幸运，自然也是历史的莫大幸运。

晏婴身材不高，据说只有一米四，比五短身材的曹操高不了多少，但有句名言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外形不是衡量人物优秀的标准。能让历史记住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而不是外形或出身。

当时齐国的政坛格局是君弱臣强，田、鲍、高、栾四家势力过大，齐国公室相对弱一些。所以晏婴虽然身为齐相，却是典型的“弱相”，类似于三国东吴丞相顾雍，但晏婴相比于静默不言的顾雍，更多地承担了谏臣的责任。

一部洋洋洒洒的《晏子春秋》，其实就是晏婴对齐景公的谏言，从这个程度上讲，晏婴更接近于唐朝魏徵首席多嘴乌鸦的角色，因为魏徵也留下一部《魏郑公谏录》的多嘴集子。

魏徵以敢谏著称，而且字字句句皆能打动李世民，君臣同心，天下大治。齐景公远不如李世民，但晏婴还是晏婴，甚至魏徵可以被称为小晏婴，因为晏婴看问题看得太透彻了。

《晏子春秋》更像是一部晏婴与齐景公的逸事大全，也有不少晏婴作为外交名嘴在国外出使期间的嘴战记录，但在第三篇《内篇问上》详细记载了晏婴规劝齐景公的治国之道，甚至可以说这是《晏子春秋》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齐景公曾经问晏婴：“为政何患？”统治者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晏婴从用人的角度回答：“患善恶不分。”有些帝王以为自己战战兢兢，节俭爱民，就足以守住天下，其实并非如此。

君主的个人品德非常注重，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用人制度，身边全是马屁精，在信息下情上达的方式极为落后的古代，君主和社会底层之间完全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隔离掉，奸臣们完全控制社会上下层的意见沟通，导致下言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传，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所以自古以来的政治，治人就是治吏，用人制度的好与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

晏婴非常重视建设完善的用人制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齐景公所关心的，晏婴的回答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用好国君身边的人。”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注定了用人制度只能由上而下层层控制，国君用对了甲，甲就会用对了乙，乙也会用对丙，层层类推下去，直到统治结构的最低一级。

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老百姓恨贪官，真实最大的贪官往往就是帝王本人，为什么李世民时代没有贪官污吏，因为李世民反贪官，所以层层都没有贪官。帝王把好经念歪了，底下的人就会层层念歪。所以晏婴警告齐景公“审择左右，左右善，则善恶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对晏婴大加赞赏，“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孔子讲得很明白，善与恶、正与邪是严重对立的，有善则无恶，有邪则无正，善恶共处一室是不可能的。

好人进入统治机构，则坏人被拒之门外，反之亦然。北宋之所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包括军事系统已经彻底腐烂变质，北宋不亡，天理也不容。

齐景公有一次和晏婴讨论一百多年前齐桓公与管仲共同开创的齐国不世霸业，齐景公先拍了晏婴一通马屁，说晏卿是管仲再世，希望晏婴能辅佐自己实现齐国的二次称霸。

晏婴并没有接齐景公的话把子，而是把话题引向君主治国理政上面，晏婴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在于内政清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内政混乱而称霸天下的。晏婴提出了“六不”和“三无”，即在齐桓公时代，“贵不凌贱，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听狱不阿，内妾无羡食，外臣无羡禄，鳏寡无饥色”。

“六不”和“三无”，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了上面讲到的君主要以身作则上，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一种上行下效的心理暗示体制，君主的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臣民的思维定式，君主不贪不恶，则臣下不贪不恶，反过来也是一样。历代兴亡，百姓覆水翻舟，根子就出在帝王身上。

战国思想家墨子曾经提出“国有七患则必亡”的观点，而早在墨子之前一百多年，晏婴就率先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可以称之为“亡国五患”，即“一、厚取于民，而薄其施；二、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三、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諸侯；四、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五、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